《论语》是孔门后学记录孔子及其门人的性格化言行的语录体散文，被后人奉为儒学经典。孔子原为商人后裔，祖上曾为宋国君主，至其曾祖父孔防叔时才由宋迁至鲁（今山东曲阜），商、宋、鲁皆在今天的淮河流域。作为拥有商之裔和宋人及出生于鲁的三重身份的孔子，其身流动着淮河文化的血脉，未忘其祖根文化，对淮河文化有特殊的感情。孔子年轻时曾为官于鲁，然仕途不显，便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郑、卫、宋、陈、蔡、楚等地，今天看来，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淮河流城。他晚年返鲁，整理文化遗产的同时授徒讲学。据《史记》《孔子家语》记载，其身通六艺的贤能弟子如曾皙、曾参、冉求、子路、子张、颜回、司马耕、公良儒等，多出生或活动于淮河流域，与淮域文化息息相关，势必影响了孔子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定型，而经门人之手辑录的《论语》乃是淮域文化因子滋养的永不凋零之花。《论语》是战国时代最早出现的子书，开创我国语录体散文之先河，开辟了我国文学史上的新纪元，成就了孔子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所以，鲁迅先生说他是“摩登圣人”，易中天先生说他是“文化超男”。孔子之后，儒家一分为八个学派。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孟氏之儒和荀氏之儒。孔子不仅开创了我国最大的学派，而且育孕促进了百家争鸣的产生和发展。

　　

　　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孔子处于诸子哲学散文发展的初期，尚未到百家争鸣的大辩论高峰期。时至战国，从墨子开始，诸子散文适应当时争鸣的需要，由独白简短的篇幅变为语言犀利明快、风格各异的较长文章。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相传做过宋国的大夫，河南鲁山人，或云是宋人。不论哪种说法，都不排除其本就出生并主要活动在淮河流域。他早年受过儒学教育，后弃儒自立墨家学派，与儒学同为当时的显学。《墨子》体制近于《论语》，也是问答体，但已不再用那种零散片段的语录体。《墨子》采用类比推理与生动的简括叙写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强化文章的逻辑说服力，但其文“意显豁而语质”，即重理性的表达，轻感性的展示，朴实而乏文采。和《论语》相比，《墨子》有了明显变化：每篇都用标题概括中心思想；每篇各段语录都有密切的联系；各段文章有头有尾，结构完整。由此看，《墨子》散文则是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形态，是古代论辩说理文的雏形，在先秦散文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孟轲，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是孔子之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具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后人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他出生于淮河流域的邹城，且40岁后所周游的宋、鲁、薛、滕、梁、齐等诸国多属于淮河流域，其文接受淮河文化的浸润，必在情理之中。《孟子》虽也是传承孔子的对话体的语录体文，但独白多于对话，而对话多为辩论的说辞，议论成分增多，篇幅增长，结构完整。这一变化恰是发展了语录体散文的标志，是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辞锋不可犯的对话体论辩文。

　　

　　继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虽是赵人，但他中年以后主要活动在淮河流域，既是诸子争鸣的总结者，也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立足于儒，吸纳墨、法、道等淮河流域文化之精华，奠定了儒学为经世致用之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荀子》继承了孔门重视文辞的传统，以说理之清晰、论辩之透辟、逻辑之周密，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别具一格；思想之深邃丰富，理论之系统严整，使其不仅单篇行文缜密，而且各章相互照应；论证严谨周详，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从此专论体论文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以文学的眼光审视出生于涡水岸边的老子所撰写的《道德经》， 它是以韵文的形式，用哲学理论，阐述治国理政而文理华富的散文诗，因而有学者认为它是 “诗体的哲学笔记，比起《论语》来，它是纯粹、哲学的、简约的、结构式的文字”。这必然涉及其内容形式上的特点。作为哲学著作的《道德经》，是先秦时最早的一部系统论述哲学与政治的专著。从诸子散文发展的进程看，它虽然仍属于广义的语录体，但不同于记录谈话与议论的语录体。《论语》是孔门师徒坐而论道的作品，是简单的问答体，《墨子》体制近似于《论语》，也是问答体。以文体论，《道德经》其文简朴，似《论语》，唯议论较多，且用韵语，可以说是《论语》的变格，是经过较为严格的加工润饰，没有人物对话和简单的背景交代，具有文章的形式，作者不停留于一般的平铺直叙论理言政，而是着意讲求篇章结构之精，每章围绕一个中心加以简略论述，锤炼语言文字之美，显示诗性的特征。而其韵语，有类于《诗经》中雅颂的诗体，但不是诗体；又类于楚辞的骚体，但不是骚体。说它是赋，和初期的赋篇究竟有分别。说它是古文，今又难找得到有这样的文章。其实它就是诗骚赋的混合体，创制出独特风格，是开拓性的哲学巨著。先秦诸子的思想，重在自由发挥，文体也不拘一格，然后见到百花齐放的妙处。

　　

　　老子之后的蒙城庄子与老子并称，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写出“一等战国文字”的散文大师，鲁迅先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在其所谓谬悠、荒唐与无端崖的卮言、重言与寓言中，包藏着极其尖锐有力的政论锋芒，带有浓郁的诗性浪漫主义色彩。而这种诗性浪漫主要是通过瑰丽奇特的想象、诡奇怪诞的构思、雄奇开阔的意境、变幻神奇的笔法、意趣横生的语言展示的。它突破了写作哲学散文以实证为基础的逻辑推理的常规，大胆跨越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把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的虚构、寓言中的指事类情与逻辑上的抽象推理三者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光怪陆离的虚像。奇妙的论证方法，使哲学论文破天荒出现一种寓哲理真谛于“荒谬诡诞”之中的特殊艺术风格。庄子之前，先秦诸子文一般都较拘谨。《论语》是儒家之经典，大谈其“仁政德治”，说理明确。《墨子》以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说理，重质实，贱文采，属于科学家的写作。《孟子》善辩，往往用日常所见所闻之事来由浅入深，一步一步地论理，宽厚弘博。《荀子》说理透辟，每所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浑厚取胜。庄子则完全打破了人们常见的那种作文体制和格局，超出了发挥哲理的限度，“无端而来，无端而去”，一任自己的思绪在天地万物之中驰骋，真乃绝世奇文也。闻一多先生所说：“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学的美。那思想与文学外形与本质的极端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

　　

　　禹州吕不韦虽是大商人，然他召集游士宾客，汇总先秦诸子学说，编撰了26卷的《吕氏春秋》，体制庞大新颖，创造了新的构架体系，是我国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书籍，实为后世类书之祖，善于取譬设喻，尽管文笔平实，却富有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吕不韦的同乡韩非，是荀子的弟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其《韩非子》可以说是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理论基础，其文笔锋犀利、剖析深刻、词旨严峻，且善用寓言故事说明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成熟的说理文。

　　

　　上蔡李斯不仅是秦著名的政治家，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文学家，其铭文苍劲峭质，为后世碑铭之祖。他那篇奏议《谏逐客书》，议论纵横，富有气势，词藻瑰丽，华彩动人，既具有战国后期纵横家辞辩澜翻之风，也有同学师友荀子韩非之文征事比物之富，实为汉赋之先声。

　　

　　颍上管子曾佐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管子》非管仲自著，出自于战国后期“稷下学宫”中的“管子学派”之手，由于许多观点采撷管子之言，故名。其内容博大精深，以道、法两家思想为主， 融儒、兵、纵横、农、阴阳诸家之长，在先秦诸子“襄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是先秦时期独成一家之言的最大一部杂家著作，是治国安邦的“天下奇书”。

　　

　　《管子》大部分是论说文，有一部分是记录管子言行事迹的记叙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已具备了传记文学的某些特征。其论说文结构紧密完整，表达方式多样，笔法基本相同或相近于《孟子》等其他诸子文，是诸子散文的一种较为完备的论证模式。其句式变化，散韵兼用，近似于《论语》《道德经》。

　　

　　先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期，淮河流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争奇斗艳，形成众多学派，诸子散文，精彩纷呈，尤其是儒道两家散文，大放异彩，成为后世散文的典范。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是我国散文的第一个丰收季节，与淮域有着天然的联系，发端于淮域，发展于淮域，繁荣于淮域，承载着淮河文化的实质和精神，儒道一并构成淮河文化的亮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