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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欧阳修是苏轼的伯乐。可以说，没有欧阳修的举荐，就没有苏轼后来的成就。交往多年间，他们亦师亦友，结下深厚的感情。 其中，鲜为人知的是，欧阳修在全面考察历代正统之辨的基础上，于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相继撰写了《正统论》七首，首次将正统观念发展成为系统的正统理论，但却遭到知名学者章望之的反驳，双方爆发了一场论战。至和二年（1055年），年近20岁的苏轼连写三篇文章，支持欧阳修的观点，批驳章望之的观点。令人感动的是，当时，苏轼还在眉山（今四川眉山市）老家，远在京师的欧阳修并不知情。
欧阳修塑像 苏轼自幼仰慕欧阳修 苏轼自幼就十分仰慕欧阳修。“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这是苏轼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知颍州（今阜阳市）后，于九月初一祭奠恩师欧阳修夫人所作祭文《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的回忆。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苏轼从换牙开始上学，便崇拜欧阳修，把欧阳修视为老师，白天诵读他的文章，夜里时常梦见他。 据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记载：庆历三年（1043年），苏轼幼年入乡校，有文士自京师来，拿宋代散文家石守道作的《庆历圣德诗》给先生看。苏轼从旁边偷看，就能诵读通晓文中的语句。他问先生这里面说的都是些什么人，先生说：“小顽童知道这些何用？”苏轼说：“如果他们是天人，我就不问了；如果也是普通人，为什么就不能知道呢？”先生颇感奇异，便告诉他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豪杰呀！”当时苏轼虽未能深解先生所谓“人杰”的含意，但认定连先生都敬仰的欧阳修等人，一定是值得敬仰的高人。从此，在潜移默化中欧阳修成为苏轼向往的偶像、人生的坐标。 至和元年（1054年）冬，父亲苏洵命苏轼参照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并马表》，拟作一篇文章，苏轼一挥而就，其中有这么两句：“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苏洵大为赞赏说：“这对联句，将来有机会留作你自己用吧。”果然，元祐六年（1091年）秋，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皇帝御赐他官服一套、金腰带一条、镀金银鞍辔马一匹。苏轼虔诚地向皇帝写了《谢赐对衣金带马状二首》的谢赐状，在前首中便用上了这对联句。其中，“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便是它的化用。这件事情，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赵令畤在《侯鲭录》中有记载。 苏轼视欧阳修为人杰，视欧阳修之文为圭臬，勤加研习，直言“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把欧阳修当作超凡脱俗、以天下为己任的偶像。
苏轼塑像 苏轼坚定支持欧阳修的观点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在全面考察历代正统之辨的基础上，相继撰写了《正统论》七首，首次将正统观念发展成系统的正统理论，为他编修《五代史记》提供了正统观方面的理论依据。当时的知名学者章望之以为非，著《明统论》反驳欧阳修。于是，双方爆发了一场论战。章望之倡言霸统，反对欧阳修的观点。 至和二年（1055年），苏轼写出《正统论》三首，坚定而鲜明地支持欧阳修的正统论观点，批驳章望之的霸统观点。他说，欧阳修和章望之两个人的理论，我赞成欧阳修，因此不得不与章望之辩论。为了加大批驳力度，苏轼着意引入“名实论”，给予章望之霸统论以致命一击。苏轼的《正统论》三首不仅维护了欧阳修，批驳了章望之，还创造性将“名实论”融入其中，成为具有丰富“名实”内涵的正统论，颇具特色，独树一帜。 苏轼批驳章望之的次年，即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时任益州知州张方平的推荐信，带着苏轼、苏辙兄弟进京，兄弟俩参加开封府解试，皆中选。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任翰林学士知贡举，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欧阳修读苏轼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异人”，拟将此文录为第一，但疑是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而降为第二。解封后，欧阳修方知作者是苏轼，又惊又喜。苏轼对文中“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典故的解释，尤其让欧阳修惊叹不已。宋代诗人杨万里所著《诚斋诗话》载：当时，欧阳修退而大惊，曰：“此人（苏轼）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依例给主考官欧阳修写了《谢欧阳内翰书》致谢，表达了追随欧阳修、力整浮华萎靡文风的心愿。欧阳修在给著名诗人梅尧臣的信中感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为文坛盟主后继有人而激动不已，并立即将苏轼介绍给宰相文彦博、富弼以及枢密使韩琦等人。后来，欧阳修又推荐苏轼参加制科考试，苏轼入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后转官大理寺丞。回京后，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苏轼两上皇帝书，遭人构陷。其中就有王安石斥苏轼“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所谓“欲附丽欧阳修”，意思是说欲与欧阳修结“朋党”。苏轼作此论时尚在老家，且与欧阳修素未谋面，何谈“附丽”？ 苏轼对欧阳修感情深厚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祈请外放，通判杭州。离京赴任途经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时，与做陈州州学教授的弟弟苏辙一起同谒已致仕居住在颍州的恩师欧阳修。欧阳修退居颍州期间编《居士集》，将《正统论》七首删并为《正统论》三首，另加《或问》一篇，后载于周必大编辑的《居士集》卷十六。“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欧阳修对苏轼兄弟的来访很高兴，免不了鼓励一番，再次强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并将散文取代骈文成为文章正宗、最终完成韩柳（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重任，郑重地交给苏轼。苏轼诚惶诚恐，“又拜稽首”，表示“有死无易”。 苏轼兄弟在颍州与欧阳修切磋文章、泛舟西湖、吟诗话旧，盘桓二十余日，方依依不舍启程。不想这竟成永诀，欧阳修于次年溘然长逝。苏轼时在杭州通判任上，闻此噩耗，临风洒泪，作《祭欧阳文忠公文》，哭曰：“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苏轼十分尊崇欧阳修，在《答舒焕书》中云：“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而已。” 当时，有个叫刘羲仲的读书人，经常指责欧阳修《五代史记》中的讹误之处，并记录下来拿给苏轼看。苏轼却道：“当年欧阳公这部书刚刚写成的时候，王荆公（即王安石）就对我说：‘欧阳公修了《五代史记》，却不修《新三国志》，这是很不应该的，先生何不修一部呢？’我坚决推辞说：‘不敢当，不敢当。’修史的人搜集数百年间各种各样的人物与事件，集千头万绪而成一书，其间怎可能没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呢？我之所以不敢应承王荆公的提议，就是害怕像你这类人在背后指指戳戳！”苏轼对背后妄说恩师坏话的人深恶痛绝，而此一针见血的反驳，所透露出的内心情感不亚于反驳章望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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