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汉简于1977年从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后,整理出170多篇《诗经》破碎简片。专家研究认为,阜阳汉简《诗经》是现存较早的《诗经》古本,可能是未被汉代学者修订、流传于楚地的《诗经》版本。阜阳汉简《诗经》的发现,是秦汉史研究中的大事,对我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阜阳市博物馆内的汉简展区 阜阳汉简《诗经》共整理出170多片 阜阳汉简《诗经》共整理出170多片,残损严重,其中最长的《伐木》中的一条22厘米、存24个字,整个阜阳汉简《诗经》的形制规格已无法详细知悉。整理组专家把阜阳汉简《诗经》残存的简片上的字与今本《毛诗》比对,整理出《国风》和《小雅》两种。其中,《国风》中涵盖《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等65首残文,只有《桧风》未见;《小雅》中有《鹿鸣》和《伐木》中4首残文。 汉代相关文献记载,《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四种版本。其中,《毛诗》为汉初毛苌善所传,自称其版本传自“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这一版本广泛传布,流传至今。齐、鲁、韩三家诗皆已亡佚,宋代以来许多学者梳理、厘定过三家诗的佚文。 阜阳汉简整理组专家对照《毛诗》和《诗经四家异文考》《诗三家义集疏》研究发现,阜阳汉简《诗经》与齐、鲁、韩三家诗不同,与今本《毛诗》比较有近百字异文。 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毛诗》的异文概括起来有四大类。第一类是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异文,如《邶风·燕燕》中,《毛诗》“燕燕于飞”“瞻望弗及”,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为“晏晏于菲”“章望弗及”。第二类为意义可能不同的异文,如《毛诗》中“殷其雷”“携手同车”,在阜阳汉简《诗经》中写作“印其离”“携手同居”。第三类为虚词的异文,如《毛诗》中“惠而”“瑟父兮母兮”,在阜阳汉简《诗经》中是“惠然”“瑟父旖母旖”。专家还注意到,阜阳汉简《诗经》中使用虚词比《毛诗》要少,如《驺虞》一诗中,《毛诗》“于嗟乎驺虞”一句,在阜阳汉简《诗经》中就没有“乎”字。第四类为错字造成的异文,如《墓门》一诗,《毛诗》中“夫也不良,歌以讯之”一句,之前已有经学家指出,“讯”为“谇”之误,这一推论在阜阳汉简《诗经》中得以确认。 以上异文,对研究汉初语言文字和《诗经》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流传于楚地的《诗经》传本 《诗经》的版本与流传,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研究的热门。阜阳汉简《诗经》的发现,是秦汉史研究中的大事,对我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等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汉初设立官学以前,被称作“闾里书师”的私学老师,手抄典籍作为教材,促进了不同版本《诗经》的传播。阜阳汉简整理组的专家胡平生、韩自强认为,阜阳汉简《诗经》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应属于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 研究过居延汉简的专家孙斌来从古人著文用字习俗及避讳现象着手分析,认为阜阳汉简《诗经》为楚国《诗经》的传本,其抄写时间大致在刘邦称帝之后、刘盈称帝之前。 阜阳汉简《诗经》残文“不信有如皎日”,与《毛诗》中《王风·大车》“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比较,有一字异文。屈原《远游》一文中有“精皎皎以往来”。孙斌来认为,《远游》与阜阳汉简《诗经》中把“皦”写作“皎”,是楚地人的用字习惯。阜阳汉简《诗经》中“兮”字多写作“旖”字的异体。这一特点与《楚辞》中的用字特征相同而有别于其他古文献,也应是楚地用字习惯的表现。阜阳汉简《诗经》中,还有用“溜”替代“娄”的现象,反映了楚地的语音特征。 阜阳汉简《诗经》编号S081残简“簧右挠我房”,与《毛诗》中《王风·君子阳阳》中“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比对,“招”写作“挠”,应是在避楚康王招的名讳。孙斌来还根据阜阳汉简《诗经》中的“惠然好我,携手同居”“章望弗及”“旖旖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泉”“如疑脂领……”等句,推定该版本《诗经》不避楚惠王章、楚简王中、楚悼王疑的名讳,最初抄写时间应在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529年,即楚灵王时期。 孙斌来认为,阜阳汉简《诗经》并不是楚国《诗经》的原本,而是汉代人根据楚国《诗经》所作的抄本。 从文字上看,阜阳汉简《诗经》的文字形体,非秦篆,也异于长沙仰天湖楚简字体,近似于楚国铜器铭文的字体,是篆隶相间的杂体。《毛诗》中《邶风·静女》中“贻我彤管”的“管”字,在阜阳汉简《诗经》中写作“筦”。而将“管”写作“筦”是汉代人的习惯。阜阳汉简《诗经》编号S097残文“印六盈诶女曰观吾士曰既且”中“盈”字不避汉惠帝刘盈的名讳,可知阜阳汉简《诗经》抄写于汉惠帝刘盈之前。 阜阳汉简《诗经》作为汉代抄写的版本,却仍然保留了对楚国国君的避讳字,表明它尚未经汉代学者修订过。 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有力证明了《诗经》大致篇目,以及当时各诸侯国都已经有了《诗经》传本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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