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旅戎马中长大的曹氏兄弟也都有精到的武学教养。曹丕自幼便娴于骑射，长大更精于剑术，又善使戟。他在《典论·自序》中说得非常清楚：“余时年五岁。上（指曹操）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一个十岁的娃娃，竟能从千军万马中乘隙突围逃生，足见他马术不错。其后，他多处讲到骑射之能、剑术之精，说明他在时代的考验中锻炼出多方面才能。曹丕的《典论·自序》是一篇“论剑术”的妙文，文中自述其剑术转益多师，渊源有自。他还善使双戟，又能“以单攻复”。陈寿说他“才艺兼该”，当不仅指其文事。

　　曹氏家族中最富有才华的曹植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风流才子，青年时也处处模仿其父，尚武重文，被称为“最可定大事”，几乎被定为继承人。他年轻时想当一个游侠式的英雄，神往于游侠生活。他曾在其著名的《七启》中借“镜机子”之口抒发“乐奋节以显义”“甘危躯以成仁”的侠客之气，对游侠生活的向往由此分明可见。史书记载他会“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所谓的“五椎锻”，可能就是后世武术“五行椎”的始源，相类于今天的体育舞蹈，有自娱和锻炼身心的作用。他在被论者视为是其本人写照的《白马篇》诗中对幽并游侠儿高超武技的描绘，更鲜明展示他满怀豪气的武侠情怀，他本人的“任性而行，不自雕饰，饮酒不节”（《三国志·魏志》本传）的性格，正是游侠遗风。他也是曹操手下的一员干将，深谙军事之道。建安十九年七月，曹操东征孙权，留守邺城。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困，曹操命他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任城王曹彰，更是勇武绝人，能征善战。《三国志》说他“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曹操的孙子辈承传祖风，也尚武。曹叡好武术，“数出入戈猎”。曹志“善骑射”，在乐平、章武、赵郡太守任上不以政事为意，昼则游猎。他的曾孙曹髦文同曹植，武类曹操，不甘心做司马氏的傀儡，于甘露五年（260年）亲率三百余名宫人讨伐司马昭，奋力一搏，当街遭弑，然勇武气概不凡。

　　曹氏父子不仅能武，而且善舞，有着高深的武术文化修养。建安十年正月，曹操率大军与河北袁氏大战，袁绍长子袁谭退至南皮，据塞顽抗，曹操率军攻伐，战斗极为艰难，从凌晨直过午时，仍不能取胜，一旦日落西山，难再战取胜。曹操甚急，跑至鼓卒处，夺过鼓槌，亲自擂鼓。昂扬的冲锋鼓点令将士们群情奋发，很快突破袁军。曹操兴奋至极，竟在马背上跳起了《三巴舞》。《三巴舞》是汉代武舞《巴俞舞》的遗韵，刚健、勇武，是一种既可徒手而舞，又能挥剑舞戟的武舞。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打了胜仗后，在马背上跳“拤舞”。“拤舞”是古代的一种自由舞蹈，没有什么固定体式，在马上摇头、摆身、拍手，只要能抒发心中的激动情绪即可。身为汉丞相、统军大将军，在将士面前如此通脱率真，不顾尊严显贵的身份，这充分反映了他的礼法观念很淡薄，敢于破习俗的特有性格与风貌，这与汉代士大夫矜重虚矫的习气很不同。

　　由此可见，曹氏家族生活放逸，意气豪迈，说明在时代的孕育下，其家族精神风貌与过去的文士大夫有根本不同。这种特殊的精神风貌与气质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使其作品洋溢着侠魂与豪气。作为创业霸主，曹操主要精力在建功立业上，然戎马倥偬之际，仍不废吟咏。他的《度关山》《对酒》为宏放的治世之歌，《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带有“莽苍悲凉，气盖一世”的英雄本色，《短歌行》有“风云之气”，《观沧海》具有挥斥八极、涵容天下的磅礴之气。凡此皆是其尚义任侠的精神气质所致。曹丕的《黎阳作三首》等气势浩大，格调昂扬，洋溢着建功立业的豪情。曹植把游侠豪气与贵公子式的奢华合而为一，且在诗文中反复咏唱。曹植对剑尤为钟情，剑在其诗中反复出现：“抚刽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抚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利剑手中鸣，一击两尸僵”“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透视这些诗句，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威武按剑、驰骋沙场、满身豪气的游侠形象，其气魄之雄浑，豪气之袭人，溢于言表。最为著名的是他的《白马篇》，这是为武侠英雄风骨谱写较早的一曲颂歌。诗中既描写了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又描写了他胸襟抱负的豪气，显示出独特风骨，为中国古代武侠精神树立了典范。诗中的游侠形象，正是曹植本人政治理想的体现。《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等，既有英雄之气，复多幽怨哀愤之情，表现出游侠式的英雄傲岸不羁的抗争志节和对自由生活理想的执着追求，呈现出骏爽豪迈的阳刚之美，这正是其侠魂与豪魄的必然张扬，也是建安时代精神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