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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颍州文化昌盛、文人荟集，师生往来频繁，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晏殊与欧阳修、欧阳修与苏轼、苏轼与张耒四代师生的故事，为世人津津乐道，遗爱千秋。
安徽省文保单位会老堂内欧阳修与赵概相会塑像。全媒体记者 庞诚 摄 晏殊之于欧阳修：接物襟怀旷，推贤品藻精 晏殊（991年—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进贤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他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十四岁时，他被荐举至朝廷，开科取士之日，受到真宗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后来，他担任过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枢密使、参知政事、门下平章事（宰相）。他去世后，谥号“元献”。 晏殊“文章赡丽”，能诗善词，文书皆工，有“宰相词人”之称。其诗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等佳句广为流传。他的门生欧阳修的词与他的风格相近，而且有“出蓝”之誉。因此，后人把他们二人的词合称为“晏欧词”，为词坛婉约派的一大宗，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庆历四年（1044年）九月，晏殊知颍州。虽然他只居颍三年多，但政绩卓著，特别是对颍州西湖建设有开创奠基之功。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颍州有西湖浅而狭，晏元献公殊来知颍州，开浚十顷之阔，既作北渚，又阙西溪名胜。之后，晏殊又建造清涟阁（后称去思堂）、清颍亭等景点，自此“西湖之名始著”。政事之余，晏殊喜爱交流唱和，留有不少记述宴饮之诗词，多数是咏颍州西湖的，其中《渔家傲·画鼓声中昏又晓》堪称名篇： 画鼓声中昏又晓，时光只解催人老。 求得浅欢风日好。齐揭调，神仙一曲《渔家傲》。 绿水悠悠天杳杳，浮生岂得长年少。 莫惜醉来开口笑。须信道，人间万事何时了。 现有资料表明，晏殊与欧阳修二人交集主要在以下几个阶段—— 天圣八年（1030年）正月十三日，资政殿学士晏殊权知贡举，主持选拔人才事宜。年轻的欧阳修考中甲科第十四名。从此，二人之间建立了座师与门生关系。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晏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记载。 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欧阳修移知颍州，晏殊知陈州。因二州相近，欧阳修专门写信问候恩师。 至和元年（1054年）正月，时任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的晏殊遣使专程赴颍州，对守母丧的欧阳修进行慰唁。欧阳修奉书致谢曰：“台慈轸恻，怜念孤穷，亟遣府兵，赐以慰答。有以见厚德载物，无所不容；求旧拾遗，虽弊不弃。捧读感涕，不知自已。” 至和元年（1054年）四月，欧阳修在恩师晏殊所建去思堂前写《去思堂手植双柳今已成阴因而有感》： 曲栏高柳拂层檐，却忆初栽映碧潭。 人昔共游今孰在，树犹如此我何堪。 壮心无复身从老，世事都销酒半酣。 后日更来知有几，攀条莫惜驻征骖。 《正德颍州志》记载：“宋晏元献公殊以使相出知颍州日，作屋北渚之北，临西溪，以为出祖所。初名清涟阁。尝手植双柳阁前。既代名，民不能忘，更题曰‘去思’，后又更曰‘双柳阁’。” 至和二年（1055年）正月二十八日，晏殊卒于京师。欧阳修作挽词3首，并为作神道碑铭—— 晏元献公挽词三首 一 接物襟怀旷，推贤品藻精。 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 帝念宫臣旧，恩隆衮服荣。 春风绿野迥，千两送铭旌。 二 四镇名藩忽十春，归来白首两朝臣。上心方喜亲耆德，物论犹期秉国钧。 退食图书盈一室，开樽谈笑列嘉宾。 昔人风采今人少，恸哭何由赎以身。 三 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一时闻望朝廷重，余事文章海外传。 旧馆池台闲水石，悲笳风日惨山川。 解官制服门生礼，惭负君恩隔九泉。 从这3首诗的字里行间，尤其是“解官制服门生礼，惭负君恩隔九泉”这一句，可以让人深切感受到欧阳修对恩师晏殊的无限追怀和感念之情。 欧阳修之于苏轼：老夫当避路，放出一头地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六日，欧阳修被任命为权知礼部贡举。此前，北宋就开始了诗文革新运动（学习提倡韩愈、柳宗元之文风，故也称古文运动）。到了庆历年间，欧阳修主持文坛，诗文革新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在反对“西昆体”（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流派）过程中，却流行着一种“太学体”（一种险怪奇涩的文体）新弊病。为此，欧阳修决心利用这次主考机会，采取断然措施，提倡“平实典要、自然朴素”的文风，痛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 这一场科考，确实出现了两个极端现象。一份考卷因内容荒疏、思想偏激、文词险怪、议论空洞，被欧阳修悬榜示众，黜落不取，其他同类文章尽在落选之列。另一份试卷，只用了五百字就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以仁义治国的道理，且观点明确，说理明白，语言酣畅通达，气势古朴雄放，颇有孟子文风，受到欧阳修推赏，拔在高第，凡同类文章皆不黜落。 这次科考“凡文涉雕刻者皆黜，士论颇汹汹，然所得颇当实材，文风自是遂变”。落榜者强烈反对，甚至对欧阳修进行各种人身攻击。但这并没有动摇欧阳修诗文改革的决心，并把“平实典要”的衡文标准正式引入国家体制之内，获得社会认可。 揭榜后，欧阳修才得知，他和诸位考官一致赞赏的那篇五百字短文乃是年轻人苏轼所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 按照惯例，新科进士要给主考座师写一封感谢信。苏轼写的这封信再次得到欧阳修高度赞赏，以致他大喜过望地告诉梅尧臣：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出一头地。可喜！可喜！ 这封信之所以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不是因为信中有恭维欧阳修的甜言蜜语，而是表达了苏轼这个偏居四川的年轻学子“学欧宗韩”文风的自觉，其思想认识同欧阳修所倡行的诗文革新目标完全契合。欧阳修意外地得一志同道合的知己，感到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决定把苏轼作为文坛接班人来看待和培养。 嘉祐五年（1060年）三月，欧阳修又举荐苏轼制科。制科又称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下令对才识优异的士人举行的特殊考试。参加制科者，必须由大臣担保推荐，考试策论达五十篇之多，而且限定字数，要求很严。考试通过者，待遇优厚，可以马上获得官职。 欧阳修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说：“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欲望圣慈召付有司，试其所对。如有谬举，臣甘伏朝典。” 当时，苏轼与同科中举的弟弟苏辙一起应制科试，双双入选。苏轼顺利录为三等，苏辙也在司马光的力争下录为四等。苏轼即被授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这也为北宋著名的文人集团之一的“欧门古文集团”增加了新生力量，注入了新鲜血液，预示着诗文革新美好前程。 熙宁四年（1071年），年迈的欧阳修多次请退，于六月获准，七月归居颍州。九月，苏轼自京城赴杭州通判任时，携时任陈州文学教授的弟弟苏辙来颍州拜谒恩师欧阳修，在颍居住二十余日。 欧阳修得知苏轼是因为在京城上书批评王安石新法之弊受到诬陷和排挤而自请外放时，很支持苏轼的道义坚守，并让他担负起文坛盟主的责任。这促使苏轼的文学事业达到人生顶峰，也使颍州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此，苏轼在后来知颍州时所作的《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写道：“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颍人思公，曰此门生。虽无以报，不辱其门。清颍洋洋，东注于淮。我怀先生，岂有涯哉。” “我怀先生，岂有涯哉”一句，道出了苏轼对欧阳修的感念之情，令人潸然泪下。后来，“不辱其门”的苏轼带领由“四学士”“六君子”等组成的“苏门古文集团”，取得了北宋诗文革新的全面胜利。 苏轼之于张耒：“万斛泉涌”滋润“理达之文” 张耒（1054年—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生于楚州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祖籍亳州谯县（今亳州市谯城区），是北宋晚期一位重要诗人。《宋史·张耒传》说他“幼颖异，十三岁能知文，十七岁作《函关赋》，已传人口”。他十八岁游陈州，得到在这里任教育官员的苏辙的赏识，“进而又得从苏轼门下”。 后来，苏轼引荐他应举，被宋神宗策为进士，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任太学学士院主考官，张耒以优异成绩被擢任秘书省正字（掌管图籍的官员）。后来，在苏轼的提携下，张耒与黄庭坚、晁补之、秦观齐名，世称“苏门四学士”。 苏轼对儿子苏过说：“秦少游（秦观）、张文潜（张耒），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张耒以水喻文，认为只要写作如水顺道而行，不求奇而自奇，则为“理达之文”。所谓“理达”就是自然而然，与苏轼“万斛泉涌”之说可谓前后呼应、异曲同工。 秦观和张耒是苏轼着力培养的文坛盟主接班人。秦观不幸先苏轼而去世，苏轼便寄望于张耒接棒。虽然由于当时政治动荡，张耒仕途遭遇困顿，但他和文友仍坚守诗文革新运动的初衷，以自己创作的文学实绩助力这场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八月，时任颍州知州的张耒得知苏轼于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心情大受打击。因为三个月前，他还收到恩师苏轼来信，说他从海南儋州遇赦返回内地，已行过岭南，结束流放八年的苦难生活，不久即可相会。张耒当时在颍州还赋诗《闻子瞻岭外归赠邠老》庆贺： 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 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 望天留之付真主，世间毒烈计已误。 柯山潘子应鼓舞，与子异时从杖屦。 从中可以看出，张耒对于恩师苏轼能够劫后幸运北归，可谓是喜出望外、欢欣鼓舞。不料，迎师之诗墨迹未干，却噩耗传来，怎不令他如雷轰顶、悲痛欲绝！于是，他决心冒着被奸相蔡京加罪的政治风险，要在颍州最大的寺院荐福禅寺内用自己的俸禄举办一场祭奠佛事，以尽弟子之哀。由于当年苏轼知颍州遇大旱灾冒着擅动国库皇粮罪名放粮，普济灾民，颍州民众感恩苏轼，自动参加祭奠活动，使得这场活动声势浩大起来。 果然，张耒因这次祭奠活动被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今湖北省黄冈市）。此后，张耒陷入潦倒，一蹶不振。 纵观张耒的一生，升沉荣辱皆系于恩师苏轼。早年得恩师厚爱，荐举进士，称赞“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叹之声”，因而闻名朝野。后来，他受恩师苏轼牵连，屡受打击和压制，仕途不顺，但对恩师的情谊却愈挫愈坚，敬奉生前、追怀身后，令人感佩。后来，他退居陈州曾写作《寓陈杂诗十首》，表达他对苏轼的感恩和怀念之情。他在其中的第六首诗中写道： 兴哀东坡公，将掩郏山墓。 不能往一恸，名义真有负。 可能金玉骨，亦遂黄壤腐。 但恐已神仙，裂石终飞去。 张耒祭奠苏轼，在颍州留下了一段“知遇之恩，永当回报”的至情佳话，流芳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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