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淮水，横贯豫皖苏三省，纳千河百川，经洪泽湖入江达海，以丰富的水系连接广阔的黄淮平原与山地丘陵，像一把展开的彩扇，舒展在豫皖苏鲁大地，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淮河文化。两岸人民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人们的“矢口寄兴”“放情长言”成为淮河文化的原发点，经过长年累月的不断丰富之后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不知有多少骚人墨客挥洒笔墨，描绘淮水英姿，生发出多少千古流传的诗词文章。

　　

　　先秦，淮域文学即已呈现出新气象，表现出非凡的艺术魅力，显示出华夏文明的勃勃生机。这时期产生的南音，开我国情诗之先河；《诗三百》中收录的《商颂》，艺术再现了活动于淮域的商族后人祭礼先祖的乐歌；《陈风》记录了陈地男女相爱时的巫音情歌。

　　

　　产生于淮河中下游一带的南音，即《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记载的涂山氏之女所唱的“候人兮猗”歌，是我国最早的一首爱情诗。这首诗虽只有短短四字，却唱出了对爱人的浓烈相思之情，开创我国情诗之先河，成为上古时代的好声音。

　　

　　涂山氏之女自幼聪颖，成年后即成为涂山氏国部落首领。相传她曾率领淮夷治水于颍，支援居于颍水步游的夏后氏部落，曾助涂山氏国作城；她聚芦灰以止淫水，以济冀；“代为禹伐，灭共工”“杀黑龙以济冀州”，佐禹立功。自此与禹结下不解之缘。她重教化，首创歌、舞、乐为一体的南音。之后，南音便绵绵不绝。1000多年后，相传周公、召公采南音而编成《周南》《召南》，这种具有淮域特色的诗歌在《诗经》中得以保留。相传为孔子所作的《去鲁》《临河》《楚聘》《获麟》《龟山歌》，《论语》所记载的《接舆歌》、《孟子》所载的《沧浪歌》、宁戚（一说宁越）所作的《饭牛》、箕子的《麦秀》以及伯夷、叔齐的《采薇》等，都属南音。春秋时期的宋国(今豫东、皖北一带)所产生的一些古歌如《城者讴》《野人歌》《泽门之皙讴》等也可视为淮河流域的古代歌谣。楚歌、楚辞等多用“兮”“些”“猗”等楚地方言语气词的篇章，也可追源到涂山氏所创的南音，因而有学者认为《楚辞》是“南音之初扬”；刘邦的千古绝唱《大风歌》、项羽慷慨悲凉的《垓下歌》、刘彻悲天悯人的《瓠子歌》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赋都可以视为与其一脉相承。

　　

　　《诗经》录有先秦时期的淮河流域的民歌，《诗经》本就是能演唱的乐歌，歌词、舞蹈、音乐三者融为一体。后来，乐谱亡佚，音乐、舞蹈分离，歌词独立存在。代代传诵，不妨把它看为先秦通用的唱本。《诗经》所收录的《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共五篇《商颂》，是商亡后由殷商始祖契的第36代孙、汤王的第23代孙、孔子的7世祖宋国大夫正考父保存下来的殷商乐歌。商非商朝，而是殷商后裔所建立的宋国。商末，柔靡之新乐兴盛，所谓“宗音燕女溺志”者也，对宋地民间乐歌有一定影响，新乐得到进一步发展，古籍中所说的“千钟”即众多悬钟就是新乐的产物，作为王者之后的宋国，初见之时，仍保留天子礼乐，享有文化上的特权，传统的祭祀乐歌也较为发达。《商颂》实为春秋时代的宋祭祀歌，即宋国统治者祭祀祖先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是商族的史诗，不仅继承着祖先图腾崇拜的观念，而且其自身也经历了艰辛创业的磨难，体现一种开天辟地、勇往直前的历史力量，表现出一种信天命、尚武功的文化精神。

　　

　　这种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贯穿在《商颂》对一系列英雄祖先的赞扬中。殷商后裔称颂先祖征服四方的丰功伟绩，作为商族的史诗，表现了淮河流域先人殷商对祖先的崇拜，作为祖先的神和作为神的祖先已统为一体了，祖先崇拜与英雄崇拜已融合为一，自然就会体现出殷商时代的这种尚武精神。